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的石雕。

孙周勇在石峁遗址工作。

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。

石峁遗址（部分）俯瞰图。 本稿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本报记者 吕扬 赵茁轶 实习生 孙苗旖

在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，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黄土梁峁上，屹立着石峁遗址。

自从1999年第一次踏上这块黄土塬，孙周勇就与石峁遗址结下不解之缘。

“那时的石峁遗址，地表随处可见陶片、石器，断崖沟坎上残存着古人的生活遗迹。遗址的全貌始终笼罩在迷雾中，我感觉宛如盲人摸象一般无从下手。”回忆起25年前的场景，孙周勇感慨万千。

从初识考古的学生，到扎根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者、奔走在世界各地的学者、统筹全省考古工作的行政管理者……职业生涯中，尽管孙周勇的身份多次转变，但不变的是对考古工作的热忱。

结缘考古学

孙周勇是宝鸡市岐山县人，老家紧邻周原遗址，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。据孙周勇描述，当地很多人的名字里都带有“周”字，文化血脉里蕴含着尚周的遗风。

孙周勇真正爱上考古，源于在厦门大学上学期间的考古实践。大学4年，他先后参与了江西吴城遗址发掘和支援三峡工程的考古工作，有将近两学期的时间都在野外边学习边实践。野外考古发掘工作非常艰苦，孙周勇从未觉得吃不消，更没觉得枯燥。

“考古工作很有意思，驱动我不断探索未知。考古既是智力劳动，也是体力劳动，需要知行合一，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。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。”孙周勇说。

1995年大学毕业，孙周勇来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，之后被派往榆林参加陕京天然气管线工程沿线考古，参与神木新华遗址的发掘工作。“现在看来，新华遗址便是石峁遗址或者说石峁王国的一个次级聚落。”孙周勇说，那时，他们似乎已经抓住了石峁藏在历史密林中的一抹绿意。

工作4年后，孙周勇来到西北大学读硕士。结合整理神木新华遗址考古报告，他选择以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文化为考古研究对象，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。十几年后，孙周勇主持了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。

“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。我很幸运，遇到了石峁。”孙周勇说。

扎根石头城

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，被专家誉为“华夏第一门”。自从踏进这个城门，孙周勇便把根扎在这里，带领考古队员长期坚守、上下求索，终于让这座石头城惊艳了世界。

提及第一次前往石峁遗址，孙周勇说，当时山路非常崎岖，狭窄的乡村小道边就是沟壑。如果对面有牛车或者架子车过来，就必须有一方后退避让。孙周勇告诉记者：“据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先生描述，那时，当地老乡自己都吃不饱，考古队员的食物要自备。一次工作的时长，取决于所带食物的多少。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。”

2011年，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全面启动，先后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及外城东门址等地点的发掘工作。孙周勇作为领队，再次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。“这个时期，考古队的生活依然很艰苦。我们住在老乡废弃的窑洞里，喝的是窖水，用电和手机信号经常不稳定。”孙周勇回忆，2016年后，考古队才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固定办公场所，有文物库房和保护修复实验室，考古工作也得以顺利展开。

站在这片台塬上，孙周勇对石峁遗址的第一印象是气势磅礴。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建立的前夜，它的发现被称为“石破天惊”。石峁遗址的主体是一座包含皇城台、内城、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，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，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。

孙周勇告诉记者，石峁遗址之所以重要，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它的区域位置重要，处在现在可以称为“华夏”的边缘；二是它的时间节点重要，处在距今4000年前后，位于中国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在中原腹地形成的关键时间节点；三是它处在气候敏感区域，即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，属于农牧交错区，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；四是超大型石砌城址气势恢宏，建构复杂，保存良好，在东亚地区罕见。石峁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来了全新血液。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探究距今5500年到3500年这个时间范围内的政治格局、人群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，石峁遗址生动完整地提供了重要实证。

“石峁城址的初建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，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。这一历史时期，中原腹地之外的良渚遗址、石家河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、陶寺遗址等大型史前聚落，均有丰硕的考古成果，但在北方地区，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与石峁遗址规模匹配的中心聚落。石峁遗址无疑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。”孙周勇说，石峁遗址的建筑结构与体量，石雕像、壁画、陶鹰等珍贵文物及铸铜、制骨等人类文明早期手工业雏形，“藏玉于墙”的奇特现象等，都是华夏文明演进史上的重要实证。

奔走在田野

2023年10月23日，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长安论坛在西安举办。论坛聚焦石峁遗址考古与研究，孙周勇等专家发布了石峁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。石峁遗址发掘伊始，孙周勇秉持开放共享合作的原则，积极组织推进多学科合作研究。项目组在动物考古、植物考古、体质人类学、建筑复原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。

“考古学研究的综合性需要我们经常与其他学科联动，也要求我们拥有全局和国际视野。1995年，我参加中意合作戴家湾考古培训项目并担任翻译，这是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考古学训练。我发现考古学是一个研究器物编年、文化性质的学科，需要与地质学家、陶瓷学家、植物学家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联合探讨某一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。这是一个复原古代社会面貌、无限迫近历史图景的艰辛过程。”孙周勇说。

孙周勇表示，作为一线田野考古工作者，奔走在田野是应该的。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，他奔走的场所也越来越多，时而在乡间地头，时而在实验室，时而在陕西考古博物馆，时而在国际会议现场。这些奔走的过程，增长了他的学术知识，加深了他对考古的全面认知。

从田野考古工作者到文物行政管理工作者，孙周勇已在考古领域工作近30年。他坦言，自己其实更习惯在考古一线工作。

“年轻时，我经常在野外工作，常年风餐露宿，一旦有重要发现，就特别有成就感。考古工作就是在不断奔走中发现未知、克服障碍、获得新知。现在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，也主要是业务方向，包括考古和博物馆，虽然与之前的工作性质不同，但仍密切相关。”孙周勇说，“正是因为有在考古研究院工作或者说多年开展考古研究的积累，才让我对现在所做工作有了更宏观的视角，比如陕西考古如何统筹布局，大遗址保护如何提档升级，如何依托考古发掘解决重大学术问题……如果没有知识储备或者经验积累，是很难考虑全局的。”

当下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展开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考古、参与考古、宣传考古。面对年轻人对考古越来越感兴趣的现象，孙周勇说：“我们欢迎有志于从事考古事业，有浓厚求知欲望，愿意了解人类从哪里来、要走向何方这一终极问题的青年学子学习文物、学习考古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热爱考古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，爱上这个行业。”

编辑：呼乐乐